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不良外汇贷款后有关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00:15:21 浏览:8426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不良外汇贷款后有关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不良外汇贷款后有关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银发(2001)92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重庆、北京外汇管理部
，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分局；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为支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不良外汇资产和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接不良外汇资产后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相关外汇管理政策明确如下：
一、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须于2001年4月30日前一次性将2001年3月31日（含31日）前已承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境内不良外汇资产全部转换为人民币资产；外币与本币的转换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100∶827．84）计算，其他币种按200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的中间价折算成美元后套算。
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2001年4月1日以后（含4月1日）承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境内机构的不良外汇贷款，同样应全部转换为人民币资产，外币与人民币的转换汇率以确权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承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外汇贷款而与企业确立债权债务关系的日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为基准，自行协商浮动水平，浮动范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二、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继续持有对境外机构的外汇资产。
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将已剥离的不良外汇贷款清单（包括剥离时贷款余额、剥离时间、原贷款时间、最初贷款金额及借款单位名称）于2001年4月30日前报所在地外汇分支局；同时，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也应将已承接的不良外汇贷款清单（包括剥离时贷款余额、剥离时间、债务人名称）于2001年4月30日前报所在地外汇分支局。
对今后剥离的不良外汇贷款，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在完成剥离后15个工作日内按上述要求向所在地外汇分支局提供清单。
外汇分支局应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报清单与登记信息核对。已办理国内外汇贷款登记的，应予注销；未办理国内外汇贷款登记的，不再办理登记。
四、除向境外债务人收取外汇本息或投资收益外，禁止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向境内债务人收取外汇本息。
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经获得的外汇收入，接本通知后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分支局申请结汇。
今后，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境外获得的外汇收入，应在外汇收入调入境内后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分支局申请结汇。
五、目前暂不允许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购汇充抵已剥离的外汇不良贷款。
六、对于各资产管理公司向境外出售不良资产所涉及的相关管理政策，有关部门将另行研究制定。
七、其他现行有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不良外汇贷款的外汇管理政策，如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八、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4月10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姬晓红
前言：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浙政令〔2010〕276号
《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二○一○年八月九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第一条为了建立和完善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其住房面积低于户籍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住房困难标准的，有权依照本办法获得廉租住房保障。
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的一定比例确定，但不得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实行动态管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三条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实行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相结合，以实物配租为主，其中，对低保家庭无房户、一级至二级残疾人、孤寡老人、军烈属和家庭主要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的住房保障对象应当予以实物配租。具体保障形式及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规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领导，建立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责任制，完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范，落实保障资金和廉租住房建设任务，保障本办法的有效实施。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保障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核定及其管理工作。
财政、价格、审计、国土资源、税务、公安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廉租住房保障管理的有关工作。
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负责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审核以及廉租住房保障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以下规定筹措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一）按照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以上或者土地出让金总额的2%以上提取；
（二）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部分；
（三）直管公房出售、出租以及拆迁补偿资金的结余部分；
（四）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五）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资金。
对廉租住房保障任务重、保障资金筹措困难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筹措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应当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廉租住房购置、住房租赁补贴以及租金减免，不得挪用、截留和私分。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财政、审计等部门依法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使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廉租住房保障事业进行捐赠。
第九条设区的市、县（市、区）廉租住房建设项目用地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土地供应计划中予以优先安排，并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以行政划拨方式保证供应。
对廉租住房的购置、廉租住房租金收入，应当按照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第十条廉租住房保障面积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按照每户家庭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的标准确定，于每年3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一条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其家庭成员拥有的下列住房，合并认定为其家庭住房面积：
（一）私有住房（包括共有住房中属于其所有的部分）；
（二）拆迁安置房；
（三）承租的公有住房中免缴租金或者应缴租金低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部分。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实际共同居住的子女、父母；实际共同居住的其他有法定扶养、赡养、抚养关系的人员。
第十二条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由家庭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户口簿、家庭成员身份证明；
（二）家庭收入状况证明；
（三）现有住房状况证明；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在申请书中明确其申请的廉租住房保障的具体形式。
第十三条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完成对申请人家庭住房和收入状况的初审，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分别报送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
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报送的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对申请人家庭住房状况的审核或者审查，并将审核或者审查情况告知民政部门。
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报送的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完成对申请人家庭收入状况的审核，出具家庭收入核定证明，并提供给同级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廉租住房申请人现有住房状况由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申请人家庭住房状况审查情况以及家庭收入核定证明报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相关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审核。
第十四条经审核，申请人家庭住房和收入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有关情况在申请人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公示，公示期限为15日；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作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予以登记，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向社会公开登记结果。
经审核，申请人家庭住房和收入状况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获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以下简称获保障家庭）不符合规定条件的，都有权向获保障家庭居住地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核查并作出处理。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新建、改建、配建、调剂等多种方式增加廉租住房房源。
新建廉租住房可以在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普通商品住房等项目中配建，也可以相对集中建设。新建廉租住房套型建筑面积应当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
配套建设廉租住房的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普通商品住房项目，应当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廉租住房总建筑面积、套数、布局、套型以及建成后移交或者回购等事项。
第十七条用于配租的廉租住房，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具备基本居住的设施和条件。
第十八条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住房面积，按照获保障家庭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的差额部分核定。获保障家庭现有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70%的，一般给予实物配租。
第十九条对获得实物配租资格的家庭，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安排廉租住房予以配租，并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协议。廉租住房租赁协议应当明确房屋面积、租金标准、租金缴纳方式、原有住房的处理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获得实物配租资格家庭已有公有住房的，其公有住房转为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因廉租住房房源不足，自作出给予实物配租批准之日起超过1个月未安排廉租住房的，该家庭可以暂时租赁住房，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发给住房租赁补贴，在廉租住房房源取得后再给予实物配租。
对获得实物配租资格的家庭,其经济、住房特别困难或者属孤寡老人、残疾人、军烈属等特殊情况的，应当给予优先安排。
第二十条对已获得实物配租家庭的原有住房，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原有住房为公有住房的，其公有住房由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收回；
（二）原有住房为私有房屋的，其私有房屋可以由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承租，租金标准应当相当或者适当高于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水平，具体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一条对获得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自批准的当月起定期发给补贴。获得补贴的家庭应当将其住房租赁合同或者其他住房情况报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住房租赁补贴数额，按照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住房面积乘以单位住房面积的租赁补贴标准确定。
单位住房面积的租赁补贴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平均租金、保障对象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其中，对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可以按照当地市场平均租金确定；对其他获保障家庭按照不低于当地市场平均租金的60%确定。
第二十二条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负责廉租住房的日常维修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承租廉租住房的家庭（以下简称承租家庭）应当按时向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缴纳租金；确有困难的，经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同意，可以缓缴租金。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价格、财政主管部门会同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弥补维修费和管理费，并充分考虑承租家庭承受能力的原则确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廉租住房面积超过承租家庭核定保障面积部分的租金，按照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缴纳。按照规定提高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的，其新增租金部分可以给予减免，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四条承租家庭应当按规定使用廉租住房，不得转让、转租、出借。
承租家庭应当妥善使用廉租住房。未经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
第二十五条承租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收回廉租住房：
（一）未按时缴纳租金，经催缴后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的；
（二）无正当理由闲置廉租住房达6个月以上的；
（三）将廉租住房转让、转租、出借或者用于违法活动的；
（四）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影响房屋使用安全的；
（五）违反廉租住房使用其他规定，情节严重的。
第二十六条获保障家庭应当按年度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以及住房变化情况。
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对申报情况进行核实、张榜公布，并将申报情况以及核实结果分别报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由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提供廉租住房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申报情况及核实结果报送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获保障家庭人口、收入、住房等变化情况，以及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变动情况，调整实物配租面积、租金或者住房租赁补贴额度等；对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提高租金标准、收回廉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应当按户建立廉租住房档案和收入审核档案，并采取定期走访、抽查等方式，及时了解城镇居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人口、收入以及住房变动等有关情况。
第二十七条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作出降低廉租住房保障水平或者停止给予廉租住房保障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获保障家庭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决定收回廉租住房的，应当同时决定给予承租家庭必要的退房期限。退房期限不超过6个月。对确有正当理由无法按时退房的，经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退房期限。
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视情决定相应提高退房期限内的住房租金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标准。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
（一）未建立并落实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责任制的；
（二）未按照规定足额筹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
（三）未完成廉租住房建设任务的。
第三十条从事廉租住房保障管理的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未批准给予廉租住房保障，或者对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批准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
（二）挪用、截留或者私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
（三）擅自改变住房面积保障标准、租赁补贴标准或者廉租住房保障形式的；
（四）未履行规定的公示、核查等职责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行为的。
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国家利益损失的工作人员，应当同时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三十一条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廉租住房保障，或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变化情况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收回廉租住房或者追缴其骗取的住房租赁补贴、减免的租金；对收回廉租住房的，责令其按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标准补缴承租期间少缴的租金；对情节恶劣的，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拒不退房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依法收回廉租住房；对情节恶劣的，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承租家庭因违法或者不当使用造成廉租住房损坏而影响使用安全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有关家庭认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在廉租住房保障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规定的住房面积均按照建筑面积计算。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4年11月11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同时废止。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姬晓红
前言：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
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浙政令〔2010〕276号
《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二○一○年八月九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第一条为了建立和完善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其住房面积低于户籍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住房困难标准的，有权依照本办法获得廉租住房保障。
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的一定比例确定，但不得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实行动态管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三条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实行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相结合，以实物配租为主，其中，对低保家庭无房户、一级至二级残疾人、孤寡老人、军烈属和家庭主要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的住房保障对象应当予以实物配租。具体保障形式及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规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领导，建立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责任制，完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范，落实保障资金和廉租住房建设任务，保障本办法的有效实施。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廉租住房保障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核定及其管理工作。
财政、价格、审计、国土资源、税务、公安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廉租住房保障管理的有关工作。
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负责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审核以及廉租住房保障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以下规定筹措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一）按照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以上或者土地出让金总额的2%以上提取；
（二）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用后的住房公积金增值部分；
（三）直管公房出售、出租以及拆迁补偿资金的结余部分；
（四）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五）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资金。
对廉租住房保障任务重、保障资金筹措困难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筹措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应当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廉租住房购置、住房租赁补贴以及租金减免，不得挪用、截留和私分。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财政、审计等部门依法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使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廉租住房保障事业进行捐赠。
第九条设区的市、县（市、区）廉租住房建设项目用地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土地供应计划中予以优先安排，并在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以行政划拨方式保证供应。
对廉租住房的购置、廉租住房租金收入，应当按照规定给予税收优惠。
第十条廉租住房保障面积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按照每户家庭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的标准确定，于每年3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一条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其家庭成员拥有的下列住房，合并认定为其家庭住房面积：
（一）私有住房（包括共有住房中属于其所有的部分）；
（二）拆迁安置房；
（三）承租的公有住房中免缴租金或者应缴租金低于廉租住房租金标准部分。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实际共同居住的子女、父母；实际共同居住的其他有法定扶养、赡养、抚养关系的人员。
第十二条申请廉租住房保障，由家庭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户口簿、家庭成员身份证明；
（二）家庭收入状况证明；
（三）现有住房状况证明；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在申请书中明确其申请的廉租住房保障的具体形式。
第十三条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完成对申请人家庭住房和收入状况的初审，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分别报送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
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报送的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对申请人家庭住房状况的审核或者审查，并将审核或者审查情况告知民政部门。
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报送的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完成对申请人家庭收入状况的审核，出具家庭收入核定证明，并提供给同级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廉租住房申请人现有住房状况由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申请人家庭住房状况审查情况以及家庭收入核定证明报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相关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审核。
第十四条经审核，申请人家庭住房和收入状况符合规定条件的，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有关情况在申请人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公示，公示期限为15日；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作为廉租住房保障对象予以登记，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向社会公开登记结果。
经审核，申请人家庭住房和收入状况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获得廉租住房保障的家庭（以下简称获保障家庭）不符合规定条件的，都有权向获保障家庭居住地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核查并作出处理。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新建、改建、配建、调剂等多种方式增加廉租住房房源。
新建廉租住房可以在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普通商品住房等项目中配建，也可以相对集中建设。新建廉租住房套型建筑面积应当控制在50平方米以内。
配套建设廉租住房的经济适用住房或者普通商品住房项目，应当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或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廉租住房总建筑面积、套数、布局、套型以及建成后移交或者回购等事项。
第十七条用于配租的廉租住房，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具备基本居住的设施和条件。
第十八条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住房面积，按照获保障家庭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的差额部分核定。获保障家庭现有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70%的，一般给予实物配租。
第十九条对获得实物配租资格的家庭，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安排廉租住房予以配租，并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协议。廉租住房租赁协议应当明确房屋面积、租金标准、租金缴纳方式、原有住房的处理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
获得实物配租资格家庭已有公有住房的，其公有住房转为廉租住房，租金标准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因廉租住房房源不足，自作出给予实物配租批准之日起超过1个月未安排廉租住房的，该家庭可以暂时租赁住房，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发给住房租赁补贴，在廉租住房房源取得后再给予实物配租。
对获得实物配租资格的家庭,其经济、住房特别困难或者属孤寡老人、残疾人、军烈属等特殊情况的，应当给予优先安排。
第二十条对已获得实物配租家庭的原有住房，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原有住房为公有住房的，其公有住房由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收回；
（二）原有住房为私有房屋的，其私有房屋可以由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承租，租金标准应当相当或者适当高于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水平，具体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一条对获得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自批准的当月起定期发给补贴。获得补贴的家庭应当将其住房租赁合同或者其他住房情况报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住房租赁补贴数额，按照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住房面积乘以单位住房面积的租赁补贴标准确定。
单位住房面积的租赁补贴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平均租金、保障对象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其中，对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可以按照当地市场平均租金确定；对其他获保障家庭按照不低于当地市场平均租金的60%确定。
第二十二条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负责廉租住房的日常维修和管理。
第二十三条承租廉租住房的家庭（以下简称承租家庭）应当按时向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缴纳租金；确有困难的，经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同意，可以缓缴租金。
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价格、财政主管部门会同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弥补维修费和管理费，并充分考虑承租家庭承受能力的原则确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廉租住房面积超过承租家庭核定保障面积部分的租金，按照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缴纳。按照规定提高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的，其新增租金部分可以给予减免，具体办法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四条承租家庭应当按规定使用廉租住房，不得转让、转租、出借。
承租家庭应当妥善使用廉租住房。未经廉租住房产权管理单位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
第二十五条承租家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收回廉租住房：
（一）未按时缴纳租金，经催缴后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的；
（二）无正当理由闲置廉租住房达6个月以上的；
（三）将廉租住房转让、转租、出借或者用于违法活动的；
（四）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影响房屋使用安全的；
（五）违反廉租住房使用其他规定，情节严重的。
第二十六条获保障家庭应当按年度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以及住房变化情况。
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对申报情况进行核实、张榜公布，并将申报情况以及核实结果分别报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由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提供廉租住房的，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申报情况及核实结果报送设区的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获保障家庭人口、收入、住房等变化情况，以及城镇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变动情况，调整实物配租面积、租金或者住房租赁补贴额度等；对不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提高租金标准、收回廉租住房或者停止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应当按户建立廉租住房档案和收入审核档案，并采取定期走访、抽查等方式，及时了解城镇居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人口、收入以及住房变动等有关情况。
第二十七条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作出降低廉租住房保障水平或者停止给予廉租住房保障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获保障家庭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决定收回廉租住房的，应当同时决定给予承租家庭必要的退房期限。退房期限不超过6个月。对确有正当理由无法按时退房的，经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退房期限。
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视情决定相应提高退房期限内的住房租金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标准。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
（一）未建立并落实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责任制的；
（二）未按照规定足额筹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
（三）未完成廉租住房建设任务的。
第三十条从事廉租住房保障管理的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未批准给予廉租住房保障，或者对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批准给予廉租住房保障的；
（二）挪用、截留或者私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
（三）擅自改变住房面积保障标准、租赁补贴标准或者廉租住房保障形式的；
（四）未履行规定的公示、核查等职责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行为的。
对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国家利益损失的工作人员，应当同时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三十一条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廉租住房保障，或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变化情况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收回廉租住房或者追缴其骗取的住房租赁补贴、减免的租金；对收回廉租住房的，责令其按当地公有住房租金标准补缴承租期间少缴的租金；对情节恶劣的，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拒不退房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依法收回廉租住房；对情节恶劣的，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承租家庭因违法或者不当使用造成廉租住房损坏而影响使用安全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有关家庭认为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在廉租住房保障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规定的住房面积均按照建筑面积计算。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4年11月11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浙江省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