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

上一篇: 江西省民族工作办法
下一篇: 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修正）

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服务劳务工责无旁贷——有感于深圳宝安区动员政府资源全方位服务劳务工的举措

张喜亮


　　“深圳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深圳速度”等等，脍炙人口传为一时佳话。曾几何时，也有人在怨叹深圳现象：“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深圳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小平同志南巡拨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发展是硬道理”，正是他从深圳发出的最强音。作为一个小村镇一跃成为中国改革的标杆，深圳成为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城市，外来工、农民工等等“移民”，正是这个绚丽多彩的城市的特征之一。深圳造就了经济的奇迹，毋庸置疑地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有传说，深圳每年制造的肢体伤残劳工多达一万人；有报道，某律师收养伤残劳工讨公道名噪一时。近年来，农民工用脚投票制造了深圳等沿海地区“民工荒”，也屡见报端。压低工资、中毒事件、劳资恶斗等等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反思。改革的成就不容否定，改革中的问题亦确有其事。欣闻：深圳市宝安区动员政府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了为劳务工服务的系统工程。宝安区政府的举措，可以说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真心实意为劳务工服务，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一系列措施，受到了劳务工的欢迎、得到了领导的赞赏、被全社会普遍认同。
　　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当我们为祖国日益强盛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无比自豪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和忽视劳务工的伟大贡献。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铸就了中国的加工业、出口业的飞速发展，“中国制造”没有劳务工是不可能成就的。然而，这所谓的“价格优势”主要是来自这些劳务工。所谓的劳务工，就是指那些来自于农村和落后地区就业人员。劳务工，一方面为城市提供了劳动力的补充，一方面增加了落后地区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在某种意义上说，劳务工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却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制社会管理体制等诸多原因，这些外来工一直没有得到其工作地政府应有的关怀和同等的待遇。曾几何时，大量拖欠劳务工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国家总理亦为农民工讨薪。劳务工的劳动关系确认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子女读书问题等等，业已成为一个社会的顽疾。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国务院，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关心农民工、外来工的劳动保障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指示重视劳务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明确指出必须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国民经济近30年来以1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形成了巨额的积累，所有这些，理所应当地还于人民、造福人民。为这样高速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和巨大牺牲的劳务工，尤其应当享受等这样的成果。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利为民所谋”，我们要建设的是惠及十几亿人民的小康社会，是共建共享具有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宝安区动员政府的各方面资源，真心实意服务劳务工的理念和举措，值得借鉴。宝安区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劳务工工作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若干意见》，涉及了宝安区区委、区政府22个职能部门8个方面的32项具体工作，被誉称为“1+22”，其总体目标就是：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切实保障劳务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劳务工的劳动、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为劳务工提供各类社会公共服务，使劳务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综合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明显提高，家园意识和城市归属感明显增强，让劳务工共享宝安区改革发展成果。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具体目标包括：第一，劳务工身体健康状况列入区国民体质监测范围，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督促企业落实职业病防护措施，重点防范和遏制重大职业病事故；第二，为劳务工提供紧急救助，患重大疾病或遭遇事故致伤残而无力医治的劳务工，可以向区慈善会申请医疗救助金，临时生活困难或被偷抢的劳务工，区救助站为其提供临时的食住救助，凡在宝安区遭受自然灾害和突发性重大事故，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需要社会救助的劳务工家属及其个人，可以向区慈善会申请生活救助金；第三，提高医疗保险参保率，为劳务工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险服务；稳步推行养老保险政策，提高劳务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第四，政府设立劳务工劳动争议“绿色通道”，简化劳务工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降低劳务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条件；第五，增加公办学位，为劳务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2008年至2010年为劳务工子女新增公办学位达到3万个以上，2009年底全面完成原村小改造工作。第六，为劳务工就业创业提供培训服务，目前建有培训机构107家，职校有5家。
　　深圳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举措之亮点就在于，动员和整合区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服务于劳务工的工作落到实处。那么，宝安区的经验和作法是否能够成为各地、各级政府的榜样，或许有人提出异议。笔者以为，具体的作法是可以进行探讨的，各地、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情制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措施，而在于政府及其官员是否有真正愿意服务于劳务工的意识。笔者曾经参与北京市政协“关于维护进城务工者权益”提案的论证。在调查和征询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的时候，笔者也曾经为政府有关部门的看法所动摇。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的城乡二元制管理体制，这个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体制，确实制约着政府的行为。以劳务工子女教育问题而言，校舍从哪里来？经费从哪里来？师资从哪里来？归口哪个部门管理？教育方针如何保障？这些问题确实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北京市也曾经发生过强行驱散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的子弟学校的事件。深圳市宝安区政府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第一，劳务工为本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人权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第二，劳务工也是纳税人，他们依法纳税，为本区的财税收入做出了贡献，政府必须履行为纳税人服务的义务；第三，劳动关系尤其是拥有大量劳务工的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与劳务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构建本区和谐社会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和谐了，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观念确定了，意识增强了，旧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框框就不难突破了。正是在确立了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宝安区实现了动员全区资源真诚服务劳务工的系统工程。思想认识明确了、服务意识增强了，北京市政府经过努力，也开始实施了对劳务工培训和解决劳务工子女享受国民教育的方案。
　　劳务工问题，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也是中国城乡管理体制彻底改革、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的过程。国家劳动行政部门开始建立劳务工的社会保险、保障制度；全国人大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明年实施，为统一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外来工的劳动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指明了方向。——所有这些都为各级、各地方政府全面实施平等善待劳务工提供了依据，坐而论道莫若起而行动。劳务工的合法权益保障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如果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认识问题，把政府及其官员的观念转变到服务于人民上来，改革旧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充分保护劳务工的合法权益就是能够实现。构建和谐社会，让劳务工亦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服务于劳务工，政府责无旁贷。

（2007年人民日报大地版）

立体的理念与技艺
——“善”“正义”“法律”“人”之关系初探

(杨蕾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610041)
摘要：本文通过对“善”、“正义”、“法律”、“人”四者结合进行讨论，以东西法文化比较为研究方法，揭示出在论证一个案件时必须坚持将其合法性、合理性、目的性、事实客观性、法律的目的为人、人性、案件的背景、民意、民情、民心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理念，培养立体的“善良与公正的技艺”。
一、从柏拉图的“善”引起的
“善”究竟是什么？在柏拉图的叙述中，“善”是“一”和“多”、是“相”、是“目的”、是“和谐”、是“理念”……在柏拉图的眼中“善”是永恒的，它存在于恶与正义之中，存在于人与物之中，存在于一切道德与美……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世界中，各种理念形成一个阶梯，善的理念处于阶梯的顶端，它是最高的理念，也是一切别的理念的根源。理念世界是和谐有序的，它是把一切存在结合起来的原因，是宇宙中一切秩序的 “正本”，现实世界只有与理念世界和谐一致，才能实现最大的正义。但是他接着又提到了有些人追求“善”是不正义。
于是，似乎在柏拉图书中，“善”有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它似乎使人似乎茫然于其中，当柏拉图告诉我们“善”与正义有时也有冲突时，我们更是显得不知所措了：正义难道不是善吗？为什么要说有冲突呢？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逻辑上出现了问题：“是”就一定意味着没有“冲突”吗？正义不能又是“善”，又和“善”冲突吗？它们是否也存在着辨证统一？即使真的在逻辑上不能自恰，我们必须要诉诸于逻辑吗？我们的逻辑又是否存在着绝对的真理性？我们的概念最终来源于逻辑还是生活、经验？这种“冲突”我们又是如何理解的？善究竟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
这里，笔者试图粗略的将中西方善的具体内容先做一比较。西方善的理念，它是知识、真理和一切实在的根源。而中方的“善”一般指的是“善德”的意思。孟子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不为善，非才之罪 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 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于是“善德”就应该包括“义”“礼”“智”“仁”，或许从这点姑且可以认为中国的“善”更侧重于道德品质，相比而下，所以在西方“美德即知识”的“善”论之下，自然会出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情况：“有那么一种善，我们乐意要它，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后果。比方象欢乐和无害的娱乐，它们并没有什么后果，不过快乐而已”。于是，在对中西方关于“善”的差异的认识上，柏拉图的“善”并非仅仅是中国那种“人伦之善”，所以会出现“善”与“正义”的冲突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仅上述的论述，我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与善的冲突还是不够的。因为关于正义，柏拉图所说的“正义”与我们认为的“正义”是否一样呢？我们在论证案件的时候该选择那种“善”与“正义”呢？
二、正义视野下的“善”
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再从正义来认识“善”。柏拉图在《理想国》与《法律篇》中的正义论从个人的、具体的正义入手，上升到国家正义，然后进入到理念的正义境界。他首先探讨的了日常生活中具体正义的现象和观念，在《理想国》第1-4卷里，他专门分析了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具体正义及其弊端：正义是欠债还债，正义恰如其分的报答，正义是善待友人恶给敌人，正义是善待友人恶对敌人，强权就是正义，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柏拉图所要阐明的是不应该将正义限制在狭隘的背景之中，一是个别的正义行为有适用的时空限制，超出一定范围，进入不同情况，或者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不正义；二是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假象，使人们将不正义误认为正义，例如前面提到的“强权就是正义”、“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但论及这点，研究又不得不回到我们对于“善”与“正义”冲突的理解中，理解柏拉图为什么说“有些人为了达到善而不择手段，是非正义的”：强权或许有些是为了追求到“秩序”和“公正”等的“善”，但它却又是不正义的；“利益”、快乐也是一种善，但它却也是不正义的。所以研究必须理解柏拉图的意图：明辩个别、特殊、经验性的正义的缺陷，把握一般的、普遍意义的正义的理念，寻找超越限制的正义观念。在柏拉图的心中，他认为“正义就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服从法律才是正义”、“正义是整体和谐”，他将国家的正义与个人正义结合起来，告诉我们，正义涉及的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由此可以推断，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利、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个人的权利如何有利的得到维护。如果能，那么这个体制或制度就是正义的(just)，即具有“正当性”(justified)，否则便不正义。而中国古人——主要是古代儒者——措意较多的概念是“正”和“义”。 正”、“义”是中国儒家“成德之教”（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或“为己之学”（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所孜孜以求的价值，重在于修身，它并不属意于既得伦理或政治结构的改变，这与西方是不同的。故此，我们在论证一个案件的正义时，我们应该关注其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正义，同时应避免以内在人格境界为旨归的道德一元论，也避免一味执着于“权利”公正的“正义”价值一元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向度与外向度非可相互替代，亦非可以因果相推。“权利”与“境界”是错落的，这错落为人的伸展于文化（包括法律）创设中的价值抉择留下了足够大的余地和张力。
三、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正义”
基于上述对于“善”与“正义”的浅薄的认识，有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如何实现正义？”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也是最持久的回答应该是“法律”。所以，笔者接下来就要简要的将它和正义的关系进行讨论。因为以法律（和法定权利）来说明正义当然不是唯一的正义解说，它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但它却有利于理解正义。首先，以法量度众人，人人平等（具体的法律是否公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具有惩罚正义；其次，以法一以贯之，人们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预测结果，因此也就有了安全感；再者，恒常以法行之，法制秩序得以稳定并始终一贯。因此，虽然具体法律的正义性会受到质疑，但法与正义的基本关系并不受影响。所以，当我们在考虑一件案子的时候还是应该将其首先回归到法律之中，而此法律本身帮助正义的实现，它使正义具有了确定性、可预测性，对非正义具有惩罚性、威慑性，所以我们不能离开法律，离开法律意味着离开正义！但当所有人都把“绳之以法”作为正义的伸张的时候，法律成为了管制的手段，人们似乎忘记的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是惩罚？是管制？这种认识在中国封建王权统治下，确实是个痼结。但当我们在论证案件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合法性的同时，分析案件具体正义事实（案件事实与合理性方面）的同时，必须明确法律的目的——人！
接下来要谈人性这个话题，因为它与上述三个问题都是非常有关联的，这在中外法律文化中都有所涉及。但基于篇幅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无法在此进行深入的讨论的，因为其背后所蕴藏着非常深厚、博大文化渊源。但笔者在此要必须强调的是。在论证案件的时候，它必须要得到重视。接着，笔者以柏拉图的“无人会有意做恶”这句话，试图“管中窥豹”，希望“可见人一斑”。
这句话，可以尝试着做如下几点的理解：一，在中西方讨论人性问题上分为“性善”与“性恶”之说，但在柏拉图时期其实并没有开始真正的讨论人性“善”“恶”，他看到的人是人的灵魂，肉身并不是恶，她有自身的完善性，但比灵魂完善性低级，灵魂需要知识与智慧，恶是源于无知，所以灵魂不会“有意的寻求无知”；二，在关于人的讨论中，还有区分一个“应该”人与“实然”人的问题，“应当是”与“实然是”的认识正是我们理解“善”、“正义”、“法律”等存在的目的，人“善”“正义”不是指每个人，人是不同的，人的“善”、道德也是不同层次的，这些提醒我们不能说人不是“天赋正义”或者“天赋是恶”，我们只是能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在这个自由中就包括有自由权利、自由意志等，我们说人的“善”、“正义”是指“理性”、“情感”、“欲望”中，理性控制指导着其他，但人生而自由，人生而上述三个也是自由排列的，于是当其中的“激情”或者“欲望”自由排列到领导地位，那么，人可能就会去“作恶”，但并非“有意”；人与野蛮人、动物是有所区别的，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于是就有了“法律”，人与动物的区别于是就产生了“应然”，但实然的人还是不可避免具有动物性或者返祖性，于是就有了犯罪的产生，但人除了认识“他者”，还要“认识自己”，这使的人是“符号性的动物”，这是区别与动物的，也只人无意做恶的根源所在；三，人具有社会性，其存在要依赖于群体，具有合群性、分工性、等级性等特点，所以人的自然性必须要和其社会性等特点和谐统一，人才能“存在”，故此，人不会“有意做恶”，人要考虑自身，还要考虑整个社会、社会制度等等，这有时候包括着民情、民意、民心；四，社会、社会制度同时也以人为本，达到与人的和谐，否则“人将不人”，人也会“做恶”，但非也“有意”。

总之，在粗略的讨论了“善”、“正义”、“法律”、“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将其落实在一个案件之中，对一个案件的论述需要考虑的要很多，包括上述提到的合法性、合理性、目的性、事实客观性、法律的目的为人、人性、案件的背景、民意、民情、民心等等方面，因为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某一方面去认识，他们都是立体的，是“多”和“一”的结合，是“权利”与“境界”的统一，是“善良与公正的技艺”。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
2、柏拉图：《法律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3、冯象：《正义的蒙眼布 政法笔记Ⅱ》，载《读书》200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4、赵敦华：《中西传统人性论的公度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6月。
5、高清海：《论人的“本性”——解脱“抽象人性论”走向“具体人性观”》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