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期付款车主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范爱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18:54:37 浏览:8080
来源:法律资料网
分期付款车主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范爱东
[案情]
原告赵某某于2003年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龙江县广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一台大货车，按照赵某某与广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合同规定，在赵某某未付清全部车款前，广迪公司不予以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赵某某具有车辆的运行控制权和运行受益权。2007年1月1日原告赵某某的弟弟（同母异父）刘某某驾该车为被告周某某去牡丹江运输啤酒途中翻车，刘某某弃车去向不明。原告赵某某与被告周某某一起将车从肇事地点开回东方红，放在被告的园子内。几天后原告赵某某去被告周某某家开车准备修车，被告以原告赵某某的弟弟欠其货款为由拒不给付车辆。赵某某以周某某非法扣押车辆为由诉讼法院，要求被告周某某返还车辆，赔偿损失。
[处理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关于原告是否有权主张权利，主体是否适格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赵某某与龙江县广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购买合同书中明确规定，赵某某在未付清全部车款之前，广迪运输公司不予以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原告赵某某不具有争议车输的所有权。所以原告赵某某无权要求被告周某某返还车辆。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赵某某与其弟刘某某都具有要求返还车辆的权利。刘某某是该车的控制和占有人，应追加刘某某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第三种意见，原告赵某某与龙江县广迪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分期付款购车协议，合同中明确规定原告具有车辆运行控制权和运行受益权。所以，原告赵某某有权要求被告周某某返还非法扣押的车辆。
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总是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担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的规定精神，虽然原告赵某某使用分期付款方式从龙江县广迪公司购买的车辆未办理登记，但我国现行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并没有规定机动车买卖合同登记后生效。按照法律规定，原告赵某某与龙江县广迪有限责任公司之间订立的分期付款购车合同有效。并且合同中也明确规定原告赵某某具有车辆的运行控制权和运行收益收。所以，原告是本案争议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原告赵某某诉讼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车辆主体适格。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黑龙江省东方红林区基层法院 范爱东
2013年10月25日通过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受到人们的关注，如其中“网购七天无条件退货”、“电器产品举证责任的倒置”等都是消法历史上的首次规定，而其中第55条惩罚性赔偿条款同样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形式上，《新消法》第55条是继《侵权责任法》第47条之后，第二个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词眼的条文，这进一步确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侵权责任体系中的地位；其二、从内容上说，《新消法》第55条包括2款规定，第1款规定是对《旧消法》第49条双倍赔偿的扬弃，变双倍赔偿为三倍，并以五百元为兜底赔偿，加重了对经营者欺诈情形的惩罚力度，而第2款则是对《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确认和进一步解释，有利于明确后者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制度无疑是现代侵权责任法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尽管早在罗马法时代，就有惩罚性赔偿的影子，《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18—22条分别就利息超过一分的放高利贷者、不忠实的受寄人、侵吞被监护人财产的监护人、虚报土地面积的出卖人等，分别作出了予以4倍罚金、加倍罚金等规定。但近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国，其后在美国法中得以完善发展起来。我国很早就规定了惩罚性赔偿，1993年的《旧消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第一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而随后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和第14条第2款都相继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47条更是第一次使用了“惩罚性赔偿”词眼，宣告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次《新消法》出台，第55条则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第47条这种形式理性，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词眼。
传统的侵权责任法建立在主体人格平等的理论基础之上，以过错来限制侵权责任法的适用，个人行为自由和矫正正义成为其价值中心，填补性损害赔偿自然就成为主要的责任形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抽象人格平等受到猛烈批评，人们开始关注具体人格的差别，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而实现中，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普遍发生，使得侵权责任法不得不对其价值定位进行重视审视，以填补性赔偿为主的责任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侵权责任法的诉求，惩罚性赔偿制度渐渐成为侵权责任法责任方式的中一员。
惩罚性赔偿制度相比传统的填补性损害赔偿，有其独特的优势。其一、补偿功能，传统的损害赔偿以填补损害为目的，但却并不能真正实现补偿受害人的目的，在损害发生之时，法官在判决赔偿数额之时，“往往会打上折扣，又考虑赔偿金支付的时间折旧问题”，受害人拿到手的赔偿金与损害差距甚大。而在受害人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之时，受害人的损失更是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填补的，比较而言，惩罚性赔偿制度则能更好实现这一功能，给予受害人以充分的补偿，填补受害人的损害。其二、惩罚功能，这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相比填补性赔偿制度最大的特点。在适用惩罚性赔偿之时，侵权人付出的往往是一般侵权赔偿数额的几倍甚至更多，这使得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慑功能巨大，当然惩罚性赔偿适用也仅仅是针对侵权人恶意侵权造成严重后果才适用，但这种惩罚性力度是必须的。如在2003年11月1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陪审团，在阿拉巴马州诉艾佛森石油公司欺诈案中，裁决被告支付6800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金，外加118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陪审团做出如此天价赔偿的理由也很简单，认为像艾佛森石油公司这样的大集团，如果不如此判决根本不能起到惩罚的作用。其三、预防功能，尽管传统的损害赔偿也有一定的预防功能，但是其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产品质量、环境侵权频频出现的今天，侵权者所获利益与付出的侵权成本不成正比，两者之间巨大的剪刀差成为侵权者不断出现的内在利益动力，不剥夺此剪刀差难以达到真正预防之目的，惩罚性赔偿正好能达此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新消法》第55条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解读条文就变得非常重要。第55条包括两款规定，第1款实质上是《旧消法》第49条双倍赔偿的升级版本，主要变化体现在惩罚力度的加强。该款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变双倍赔偿为三倍赔偿，如果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要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的力度为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其二，五百元垫底，如果按照前半句三倍赔偿所获赔偿不足五百的，以五百计算，这种兜底性规定无疑是对《旧消法》第49条双倍赔偿不足的弥补。在现实生活中，经营者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单价很低，双倍赔偿或者三倍赔偿根本对其没有威慑力度，而此次五百元兜底性规定，能够很好的威慑经营者的行为。当然，经营者有欺诈行为之时，消费者首先要主动提出三倍赔偿，如果三倍赔偿数额不足五百，提请增加至五百。
第55第2款的适用则需要做到内外兼顾。从第2款本身来说，既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也有普通侵权赔偿的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规定的就是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第49条、第51条分别规定的是侵权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条都是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在依据第49条、第51条提前损害赔偿之外，还可以“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即有权要求惩罚性赔偿。而从条文外部适用看，第2款必须要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协调，从某种程度上说《新消法》第55条第2款是对《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延续和进一步规定，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扩大了适用的客体，《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是在第五章产品责任中，其适用的客体是产品，具体到第47条，适用的客体是有缺陷的产品，而《新消法》第55条第2款适用的客体不仅仅是有缺陷的产品，还包括有缺陷的服务，扩大了适用的客体范围；其二、明确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限度，《侵权责任法》第47条仅仅规定“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并无具体的确定方法，而《新消法》第55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为“损失的二倍”以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法理，在缺陷产品致人死亡或健康严重受损之时，惩罚性赔偿的力度为所受损失的两倍以内，而所受损失则应依据《新消法》第49条、第51条来计算。
总之，《新消法》第55条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既包括对过去双倍赔偿的升级，也包含对《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进一步确定，两款条文的规定有利于遏制经营者不诚信之行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权益。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南岸区法院）
王圭宇
在当今世界上，但凡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在其宪法当中都会确立一项特殊的制度，即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监督总统更好地履行宪法职权，发挥其在国家宪政结构中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以期达到它与国家权力结构中其他各项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制约。
俄罗斯联邦宪法上的总统弹劾制，同样与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联邦总统制，溯源于苏联解体前所实施的总统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产物。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法，它通过修改补充苏联宪法第127条等内容，在苏联历史上首次确认了总统制。至于当初设立总统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通过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方法来强化对国家法律和其他国家决定的执行机制，以保障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现行宪法。它确认了俄罗斯联邦现行的总统制，即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同1991年时的总统制相比，现行俄罗斯联邦总统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在国家宪政结构中凌驾于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这三权之上，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1条就明确宣称，“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不受侵犯权”。甚至，和实行典型总统制的美国相比，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其总统弹劾制度。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之规定，俄罗斯联邦弹劾总统的根据在于“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把之前《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宪法（基本法）》曾规定“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法律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誓词”这一弹劾根据予以删除。至于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弹劾程序，宪法做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包括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对国家杜马提出弹劾指控的认证和联邦委员会通过弹劾决议这三个重要阶段。不仅如此，在每一个阶段，又有更为严格的步骤和时间限制，致使宪法上规定的这个总统弹劾程序变得“无法实现”。可以说，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确认了一个比美国总统弹劾制更难以实现的总统弹劾制。正是由于该总统弹劾程序的极其严格性，时至今日，在俄罗斯联邦宪政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正式的总统弹劾案。
俄罗斯联邦历史上这唯一的一次总统弹劾案，发生在叶利钦总统时期。1991年底，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开始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之后，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并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当时，围绕宪法草案的内容，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民主派”一方曾与以苏共为首的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以叶利钦主导下的宪法草案获得通过而告终。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新通过的宪法规定了资本主义宪政制度原则，指明了把俄罗斯改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前进方向，宣布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质为“实行共和制的民主的、法治的联邦国家”。为此，俄罗斯联邦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阵营视其为叶利钦主导下的“罪恶制度”，以至于对其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在叶利钦担任两届总统期间，俄共以各种理由（比如，俄罗斯联邦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等）多次要求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并以对叶利钦提出弹劾指控相威胁。
最终，在1999年5月，国家杜马中的俄共等左派以1991年签署和准备实施“别洛韦日协议”、1993年“十月事件”、1993年-1996年在车臣实施军事行动、导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衰败和镇压俄罗斯人民这五个罪名正式对叶利钦提出总统弹劾指控动议。结果，国家杜马未能就上述五点指控中的任何一点获得其全体代表的2/3多数票赞成，因此，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夭折在了总统弹劾程序第一阶段当中的第一步骤，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1999年5月15日，国家杜马对叶利钦总统的弹劾指控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尽管现行宪法是在叶利钦的主导下制定的，但它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基本上代表了俄罗斯民众的意愿和选择。至于在俄罗斯联邦设立总统制，一则是全民公决决定的，二则是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在经济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出现了经济动荡的局面；在政治上，由于当时俄罗斯联邦刚刚独立，面临地方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威胁，政治动荡，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联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去引领俄罗斯联邦实现平稳过渡，因而就不会允许通过弹劾程序轻而易举地变换总统，以免出现政治动荡。
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同时，它还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多发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前后毅然决然选择实行总统制，而且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主导性地位。2008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修改了现行宪法，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延长至五年，也充分彰显了总统在俄罗斯联邦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制以及总统弹劾程序在社会转型期的运作实践，揭示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一个强有力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治转轨中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经验，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转型期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上的转轨、经济上的转型、文化上的弥合、社会上的矛盾，在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道路上，要注意政治力量对其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还要反对激进主义，坚持循序渐进的进路。我们应该加强对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建设与改革的研究，因为它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革命政治”，也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法治（宪法）政治”，而不妨称之为“转型政治（学）”。目前，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加以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