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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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3年第10号）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13年8月22日经第10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施行。
部长 杨传堂
2013年8月31日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08年第6号）作如下修改：
一、在第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从事内河船舶船员服务业务的服务机构，应当自开业之日起15日内，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场地证明、人员资质证明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向该机构工商注册地的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者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二、将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八条中的“船员服务”修改为“海船船员服务”。
三、删去第十一条第三款。
四、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船员服务机构未将其机构信息、招用或者管理的船员的姓名、所服务的船公司和船舶的名称、所属国家等情况定期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各条款中的“《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修改为“《海船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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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法律规避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 李楠
[摘要] 法律规避制度是国际私法中一个古老的制度，大陆法系的学者一直坚持“法律规避行为无效”的原则，而英美法系的国家对此则少有规定。冲突法发展至今，法律规避制度是否有其存在价值？本文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分析，阐明了法律规避制度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分析了该制度存在的理论缺陷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法律规避 价值
一、 法律规避概念及构成要件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个古老的制度，又称“诈欺规避”或称“诈欺设立连接点”，是指在涉外民事领域，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出一种连接因素，以避开本应使用的准据法，使对其有利的另一国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
法律规避这一制度，是从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对鲍富来蒙王妃离婚案做出判决予以确立的。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学者们一般认为法律规避有几个构成要件：（1）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出于故意，也就是说，当事人有逃避适用某种法律的意图；（2）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3）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是通过有薏改变或制造连接点来实现 ，如改变国籍、住所、行为地、物之所在地等；（4）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达到。
二、 法律规避制度的各国立法比较
对于法律规避的效力一直以来都有很大争议，在立法上是否明确规定法律规避制度，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更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在理论上，欧洲大陆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欺骗行为，根据“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应该排除当事人希望适用的法律，而应适用本来应适用的法律。但对于法律规避的对象是仅指内国强行法，还是包括外国强行法，各国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规避内国法的行为一律无效，即一般认为法律规避行为无效。这是因为禁止法律规避制度本身就是处于对本国法律尊严的捍卫，而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则态度不一。
大陆法系国家的这些理论在立法上有所体现，如1891年《瑞士关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定：“禁止通过在国外缔结婚姻来规避瑞士婚姻法。”前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第5条规定：“如适用本法或其他联邦法可以适用的外国法是为了规避南斯拉夫法的适用，则该外国法不得适用。”又如，1972年《塞内加尔家庭法》第851条规定：“当事人利用冲突规则故意使塞内加尔法不适用时，塞内加尔法取代应适用的外国法。”还有的国家学者认为，法律规避行为既包括规避实体法也包括规避冲突法，如匈牙利的立法就肯定了这种主张，在〈匈牙利国际私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为了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人为地或虚假地形成一个涉外因素与某一外国法相连接，则不得适用外国法，而应适用依匈牙利法本应适用的法律。”其中的“匈牙利法”就是指“匈牙利冲突法”。在法国，这个法律规避制度的源起地，在立法上却没有法律规避的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是严格遵循法律规避无效这一原则的，并且越来越重视对规避外国法行为的制裁。
相反，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一般不承认法律规避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双边冲突规范给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能，则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选择某一国家的法律时，便不应归咎于当事人。在立法上，几乎没有关于法律规避制度的规定，只有1912年美国统一各州法律委员会全国会议草拟了一份〈防止婚姻规避法〉，即关于规避有关住所地州的法律而在另一州或另一国结婚的法律，但也仅是草案而已。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规避内国法的行为，英美法院一般通过其他方法，如对冲突规范做某种解释，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三、 法律规避制度价值辨析
（一） 法律规避制度存在价值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领域中一个古老的制度，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效”已经成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
首先，法律规避无效制度有利于保护内国法律秩序，有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大陆法系的学者提出法律规避无效的主要理由是“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法国学者亨利•巴迪福尔(Henri Batiffol)曾明确指出:“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合法，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但是，非法的目的却使本质上合法的行为无效。”在这里，“非法的目的”也就是指当事人主观上的欺诈意图。也就是当事人为了逃避本应适用的法律而故意改变或制造连接点。当事人的这种欺诈行为使法律关系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允许法律规避行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也是内国法的权威荡然无存。
其次，法律规避无效制度作为冲突法中的一种弹性制度，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冲突法发展至今，已经不再局限于僵硬的双边规则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而愈来愈倾向于开放、富有弹性和灵活的规则制度，在价值追求上，实质正义取代了形式正义，成为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法律规避无效制度首先要求法官从主观上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欺诈意图，是一种很有弹性的制度。从功能上来看，它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样，都是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种手段，从而维护内国强行法的尊严和权威，从理论上看，也更有利于冲突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二）法律规避制度的缺陷
如上所述，法律规避无效制度的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是从理论基础和实践请况来看，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 理论上的缺陷
首先，从法律规避的产生来看，是要维护一个落后的法律制度。国际私法上对法律规避的研究始于1878年法国鲍富来蒙王妃离婚案。 其案情是法国王妃鲍富来蒙，因法国禁止离婚，她便改变国籍归化为德国人，在德国取得离婚判决后，又与罗马尼亚王子结婚，婚后又回法国定居。法国王子向法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离婚再婚行为无效，法国法院认为鲍富来蒙的行为是逃避法国法律不允许离婚的规定，因而构成法律规避，于是判决鲍富来蒙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行为无效。从这一案例来看，法律规避无效制度起源于涉外离婚案，属于狭义的民事关系范畴，并且，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法国法院要维护其本国的落后的法律制度，即不允许自由离婚制度。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法律也必然随之变化。如今，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类似于禁止离婚之类的法律已被各国所废除，在狭义涉外民事关系领域，产生法律规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涉外民事关系领域产生法律规避的条件越来越不具备，狭义涉外民事关系领域存在法律规避制度的必要性值得探讨。
其次，从法律规避无效理论依据来看，欺诈是否使一切归于无效？大陆法系学者关于法律规避无效论的理论依据就是古罗马的一句格言“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持法律规避无效论的学者也一致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欺诈，是法律规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因此，要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避，首先要判断当事人的主观意图。这就涉及了对当事人内心意思的侵入，而对当事人意思的判断并不能保证是完全可靠的。毕竟不是左右的案件中当事人的规避法律的意图都像鲍富来蒙王妃一样明显。此外，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并无违法性，正如德国的韦希特尔等人所讲，既然冲突规范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一允许此种法律关系的国家设立连接点，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允许的范围，行为上并无违法性。仅以对当事人内心意思的主观判断来认定其行为性质，违反了客观归责这一最基本的法律原则。
此外，各国规定法律规避无效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并不是要当事人的欺诈行为，而是要维护内国的法律尊严。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要求是规避内国的强行法或禁止性法律，可见，法律规避无效制度的真正原因是使本国的强行法得以实现，从而保护本国利益和本国法的权威。基于这个理论基础，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事人规避强行法的行为无效而规避任意法的行为是有效的。以及大多数国家只承认规避本国强行法无效，而对于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则态度不一，立法中更是少有规定。当事人规避外国法的行为也具有欺诈意图，但是并不因此而否定其行为效力，就是因为他这种欺诈行为并没有侵害本国法的权威。可见，“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这一理论基础并不扎实，而维护本国利益和本国法的权威才是真正原因所在。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用英美国家的做法如对冲突法加以解释或者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同时避免主观归责。
再次，从法律规避的制度价值来看，重视对正义的追求而忽略了对安全价值的考虑。法律规避无效的制度价值在于对正义的追求，仍是从“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这一理论依据为出发点。就是说法律如果被人以诈欺方法窃用，应该予以惩罚，对利用国际私法的适用规则造成与立法目的相反的结果，不能予以承认，这样做将使人人不敢作非法之想。这种观点强调的是法律的正义价值，尤其是个别正义的要求，强调适用法律不能只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应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变通适用。德国修订的税法通则第41条规定的“伪装的民法形式是无效的’，是这种理论的一个注角。即对一项与当事人双方真正意图并不符合的法律形式上的文字规定，征税时可不予承认。与正义相对应的是法律的安全价值。法律的安全价值要求法律应对各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加以明确宣示，从而使法律有预见性，使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而决定有所作为或不作为，避免法外之法对当事人不可预期的打击。依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构成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安全价值便赋予了这种行为一定的妥当性。这里强调的就是法律的安全价值。正义与安全一直就是法哲学中一对相互矛盾的价值因素，如何在这二者中寻求平衡，也一直是学者们努力的目标。在法律规避是否应有效，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单纯因当事人的欺诈意图而认定法律规避行为一律无效，为追求个别正义而完全否定安全价值，这种舍一取一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寻求二者的互动与平衡。
2、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法律规避制度在理论上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其在实践中的负面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
（1）、法律规避无效制度造成了法律关系的不稳定，是“跛脚的社会关系”产生的摇篮。各国的法律制度不一致，对于法律规避的态度也不一致。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这样，如果一国法院判决当事人的法律规避行为无效，然而当事人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可能已被判定为有效，这样往往会产生“跛脚的社会关系”。比如，当事人常常通过改变国籍来规避本国法律，当其变更国籍后，依新的国籍国法律可能享有某种权利，该国家必然会承认当事人的这种权利，而其原国籍国又因其规避法律的行为而否认其效力，也就是说新的法律关系在原国籍国不被承认而在其他国家是有效的。拿无效。再以鲍富莱蒙王妃案为例，假如判决需要在德国承认与执行，那么，根据德国法，王妃具有德国的国籍，法国的判决也并未否认这一点;但是，具有德国国籍的王妃，却没有德国人离婚和再婚的权利，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不合情理的。对于不禁止法律规避的国家和不认为法律规避无效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样，王妃的新婚姻在法国无效，但在德国及第三过却有效，这样的结果是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相对人的利益更是无从保护。
（2）、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规避行为产生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法律规避无效制度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传统的法律规避现象一般存在于婚姻法、亲属法、契约法等领域。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各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如禁止离婚等落后制度已不复存在，而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法律规避现象更多的存在于商法领域，诸如公司法、税法、运输法、保险法等。比如，在公司法方面，当事人为了在成立公司时少交一些费用或在成立后少交一些所得税，往往先到某一国去成立公司，再到另一国去以“外国”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以逃避本国关于成立公司时要交纳的高额费用和税款。又如，在国际海运上普遍存在着一些船舶挂“方便旗”的现象，即某一国家的船舶所有人，为了逃避在船舶登记时要交纳的巨额费用以后在航运方面的便利，不到本国的船舶登记机关去注册登记，而是到对船东条件优惠的国家登记。 这些都是典型的法律规避现象，然而，即使是那些明确规定禁止法律规避的国家，也没有根据法律规避理论对这些行为予以追究责任。理论的意义在于解决实践问题，如果对实践中的问题无能为力，那么这个理论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基石。对于商法领域中的这些规避法律现象，应该用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来规治，还是诉诸于内国公司法，税法更好，是我们仍需探讨的问题。
四、我国关于法律规避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的国际私法理论一直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对于法律规避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是主张承认其效力的。在立法中尚无关于法律规避问题的明文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馘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从这一规定可见，对规避我国强制性法律的行为予以否定，而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则没有明确规定。
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依据法律规避而判定行为无效的案例极其少见，出现的问题也很多。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国银行香港公司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时，以法律规避为由排除了香港法律的适用。基本案情是这样的：1991年9月，长城公司为华长电子有限公司向兴业香港的5000万美元贷款提供了担保，但是其提供的担保书并未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1992年7月，双方又签定了循环贷款协议，但是长城公司并未在合同上签字。1998年华长公司破产。2000年中银香港公司以长城公司为被告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定长城公司对华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担保合同无效，适用内地法律驳回请求。中银香港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我国是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应当履行审批及登记手续。本案当事人对外汇担保未履行审批及登记手续的行为，规避了内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不发生适用香港法律的效力，本案仍应适用内地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最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法律规避制度排除了香港法律的适用，笔者认为这一依据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本案的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理论上的法律规避？法律规避的构成条件前已叙及，我们主张法律规避的构成必须同时符合这几个条件。本案不具备法律规避的构成条件，首先是法律规避制度中行为人所规避的法律，是民事关系必须适用的、唯一可适用的法律，而这一法律的适用会对当事人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当事人刻意规避这一法律的适用。本案中没有一个对当事人不利的、确是唯一可以适用的法律。与本案有关联的法律是大陆地区的法律和香港地区的法律，两法域的法律在本案中可以平等适用；其次，当事人没有实施故意制造连接点或改变连接因素的行为，没有法律规避行为；再次，当事人在本案中选择适用香港法域法律，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规避大陆法域法律的故意无法判断，所以，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法律规避。
另外一个问题是合同准据法的选择中是否存在法律规避问题，笔者认为是不存在的。法律选择和法律规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意思自治是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润许当事人协商选择解决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诚然，当事人选择法律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或者选择有利于涉外民事关系成立的法律，这种法律选择，客观上会产生对法律未被选择作为准据法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国家不利的后果，但这种法律后果是立法者立法时就已预见到的，是国家认可并接受的，所以，不能因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对本国国家、本国当事人不利就否定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就认定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是法律规避，从而排除对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适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中不存在法律规避这一问题。
那么本案应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当事人对香港法的选择更为适当。本案中，之所以排除香港法适用是因为其中没有外汇管制的规定，而大陆法律规定外汇担保贷款要有外汇管理局批准，而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我国的经济秩序，因此，就本案来看，笔者认为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排除香港法的适用更为合理。
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法律工作者对法律规避这一制度的理解并不完善和成熟，因此才会导致实践中出现了问题。法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而今，我国加入WTO，在法律制度上应该立足于本土化，但更应面向国际化。而国际私法正是建立在内外国法律平等的这一基础上的，平等的观念也是各国经济交往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不仅是法律规避这一不成熟的制度，即使公共秩序保留也应该慎用。
五、结束语
有谚语说“everyting has two sides，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种理论，一种制度也同样如此。法律规避制度，不可否认，有它的存在价值，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肯定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它的负面的影响。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法律同样应该与时俱进。
批判性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作者：陈召利 www.law-god.com
【作者按】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究竟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之所以发生争议，很大程度上在于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存在立法疏漏，未能明确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标准。虽然我国学理通说认为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依然实行法定婚后所得共有制,但是从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司法实务界关于夫妻法定共有财产制逐渐抛弃了婚后所得共有制理论而倾向于采信婚后劳动所得共有制理论。笔者也强烈建议修改《婚姻法》，采纳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理论，明确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标准，从而更加公平、合理地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已于2011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与《婚姻法》修改后于2001年12月24日、2003年12月25日先后出台的两个婚姻法司法解释相比，最高人民法院从2008年1月开始着手《婚姻法解释（三）》的起草和调研工作，于2010年11月15日至2010年12月15日在中国法院网和人民法院报上公布了《婚姻法解释（三）》的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婚姻法解释（三）》历时三年之久方才出台，可谓一波三折。
《婚姻法解释（三）》主要针对审判实践中亟需解决的一方婚前贷款所购不动产性质的认定、父母为子女结婚买房、结婚登记瑕疵处理、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不动产善意取得、亲子关系鉴定、无行为能力人离婚等问题作出解释，无论是征求意见阶段，还是解释公布后，许多规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也产生不少争议。
争议一：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婚后（如果是婚前呢？）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属于一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现行规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律师解析】
《婚姻法解释（三）》删除《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关于“离婚时可将该不动产认定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财产”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一方婚前签订买卖合同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夫妻共同还贷这类房产，完全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一方的个人财产都不太公平，该房产实际是婚前个人财产（婚前个人支付首付及还贷部分）与婚后共同财产（婚后双方共同还贷部分）的混合体，离婚时处理的主导原则应当是既要保护个人婚前财产的权益，也要公平分割婚后共同共有部分的财产权益，同时还不能损害债权人银行的利益。如果仅仅机械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
笔者不同意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观点，房屋权属的认定必须遵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学理通说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制，因共有的范围不同，可分为多种形式：
（一） 一般共同制，即无论夫妻婚前还是婚后所得财产，也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有，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后所得的一切财产均为夫妻共同所有。
（三） 婚前动产及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前的动产及婚后所得为双方共同所有。
（四） 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后的劳动、经营所得的财产为双方共同财产，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如继承、受赠所得等，则归各自所有。
根据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我国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有制。但是，根据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被修改了，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都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分别划定了范围，这种做法虽然从立法意图上是想让夫妻的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更加清楚，但在逻辑上却很难周延，两条中的两个“其他”使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更加模糊，甚至难以辨别。但是，学理通说认为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的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依然为婚后所得共有制，即夫妻婚后所得的一切财产均为夫妻共同所有。依此而论，最高人民法院所谓的“如果仅仅机械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的说法明显与《婚姻法》第八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冲突，只要是婚后登记取得所有权的房产，没有另行约定的话，均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解决这一矛盾，可以通过夫妻约定财产制、先办理房产登记再办理婚姻登记等方式予以解决，当然，也可以通过正当程序修改现行法律规定来解决，笔者认为采取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更公平。但是，为了实现所谓“公平”，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实在有损司法权威。
退一步来说，如果房产升值了，离婚时要补偿另一方相应财产的增值部分。但是，如果房产贬值了，是否也要另一方分担相应财产的贬值部分？
此外，《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也存在一些歧义，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时间是否仅限于婚后，还是婚前也同样适用？笔者认为，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均可以适用第十条的规定，相同情况相同处理。
总的来说，《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对于不动产登记一方更有利。因此，笔者建议，如婚前共同购买不动产，最好以双方的名义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另一方如希望切实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通过房屋所有权证增名方式实现——即到当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将房屋由夫妻一方变更登记为夫妻双方。需要注意的是：
1、 抵押房屋往往无法办理增名登记，除非抵押权人同意或者提前还清贷款，实践中银行一般不出具同意证明；
2、 将房屋登记由夫妻一方变更为夫妻双方，无需缴纳契税，无论该房屋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还是双方共同财产。
争议二：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属于个人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
【现行规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律师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般来讲，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主要包括孳息、投资经营收益及自然增值，婚姻法本身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及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所得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孳息和自然增值这两种情形在法律上和司法解释层面仍然是空白。
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后的收益的归属之所以发生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立法疏漏，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未能明确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标准。如确如学理通说所述，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依然实行法定婚后所得共有制，即夫妻婚后所得的一切财产均为夫妻共同所有。那么，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无论是投资经营收益，还是孳息，均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谓的“自然增值”，根本不是法律术语，在财产转让前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收益，根本没有必要予以规定。
此外，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转让所得是否属于收益，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升值变现，再用于购房，再变现，如何认定？
争议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可以分割共同财产吗？
【现行规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律师解析】
一方能否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主张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审判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共有关系是最典型的共同共有关系，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一般不得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只要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就无法划分各自的份额，无法确定哪个部分属于哪个共有人所有。只有在共有关系终止，共有财产分割以后，才能确定各共有人的份额。因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情形下，法律应当提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笔者认为，根据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可以约定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因此夫妻财产并不必然为共同共有，也可以是各自所有或者按份共有（参阅《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夫妻是否可以分割共同财产应遵循《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将“夫妻关系”下的财产关系想当然理解为“共同共有关系”的观念应予以涤除。此外，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情形仅限于两种，过于狭隘。
争议四：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买房，属于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
【现行规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律师解析】
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此作了进一步细化，最高人民法院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进行链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客观化，便于司法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也有利于均衡保护结婚的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相对来说也比较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二款创造性地规定了夫妻按份共有的情形。然而，这一规定可能与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存在冲突，“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我国法律仅规定当事人约定的除外情形，并未规定法律可以另行规定共有关系，而且按份共有是否一定比共同共有更公平，有助于家庭和谐，不得而知。
此外，《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是否仅适用于父母全额出资购房的情况？如果父母仅部分出资，应当如何处理？
当然，上述争议仅发生在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情况，如果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则为夫妻共同所有，不存在任何争议。
争议五：夫妻一方无权处分共有房屋，如何适用善意取得？
中国政法大学 李楠
[摘要] 法律规避制度是国际私法中一个古老的制度，大陆法系的学者一直坚持“法律规避行为无效”的原则，而英美法系的国家对此则少有规定。冲突法发展至今，法律规避制度是否有其存在价值？本文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分析，阐明了法律规避制度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分析了该制度存在的理论缺陷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法律规避 价值
一、 法律规避概念及构成要件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中一个古老的制度，又称“诈欺规避”或称“诈欺设立连接点”，是指在涉外民事领域，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出一种连接因素，以避开本应使用的准据法，使对其有利的另一国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
法律规避这一制度，是从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对鲍富来蒙王妃离婚案做出判决予以确立的。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学者们一般认为法律规避有几个构成要件：（1）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出于故意，也就是说，当事人有逃避适用某种法律的意图；（2）从规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规定；（3）从行为方式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是通过有薏改变或制造连接点来实现 ，如改变国籍、住所、行为地、物之所在地等；（4）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达到。
二、 法律规避制度的各国立法比较
对于法律规避的效力一直以来都有很大争议，在立法上是否明确规定法律规避制度，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更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在理论上，欧洲大陆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法律规避是一种欺骗行为，根据“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原则，在发生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应该排除当事人希望适用的法律，而应适用本来应适用的法律。但对于法律规避的对象是仅指内国强行法，还是包括外国强行法，各国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规避内国法的行为一律无效，即一般认为法律规避行为无效。这是因为禁止法律规避制度本身就是处于对本国法律尊严的捍卫，而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则态度不一。
大陆法系国家的这些理论在立法上有所体现，如1891年《瑞士关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定：“禁止通过在国外缔结婚姻来规避瑞士婚姻法。”前南斯拉夫法律冲突法第5条规定：“如适用本法或其他联邦法可以适用的外国法是为了规避南斯拉夫法的适用，则该外国法不得适用。”又如，1972年《塞内加尔家庭法》第851条规定：“当事人利用冲突规则故意使塞内加尔法不适用时，塞内加尔法取代应适用的外国法。”还有的国家学者认为，法律规避行为既包括规避实体法也包括规避冲突法，如匈牙利的立法就肯定了这种主张，在〈匈牙利国际私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为了规避本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人为地或虚假地形成一个涉外因素与某一外国法相连接，则不得适用外国法，而应适用依匈牙利法本应适用的法律。”其中的“匈牙利法”就是指“匈牙利冲突法”。在法国，这个法律规避制度的源起地，在立法上却没有法律规避的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是严格遵循法律规避无效这一原则的，并且越来越重视对规避外国法行为的制裁。
相反，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一般不承认法律规避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双边冲突规范给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可能，则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选择某一国家的法律时，便不应归咎于当事人。在立法上，几乎没有关于法律规避制度的规定，只有1912年美国统一各州法律委员会全国会议草拟了一份〈防止婚姻规避法〉，即关于规避有关住所地州的法律而在另一州或另一国结婚的法律，但也仅是草案而已。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规避内国法的行为，英美法院一般通过其他方法，如对冲突规范做某种解释，以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三、 法律规避制度价值辨析
（一） 法律规避制度存在价值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领域中一个古老的制度，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规避法律的行为无效”已经成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
首先，法律规避无效制度有利于保护内国法律秩序，有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大陆法系的学者提出法律规避无效的主要理由是“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法国学者亨利•巴迪福尔(Henri Batiffol)曾明确指出:“合法的目的不能使非法的行为合法，目的不能为手段辩护。但是，非法的目的却使本质上合法的行为无效。”在这里，“非法的目的”也就是指当事人主观上的欺诈意图。也就是当事人为了逃避本应适用的法律而故意改变或制造连接点。当事人的这种欺诈行为使法律关系处于混乱状态，如果允许法律规避行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也是内国法的权威荡然无存。
其次，法律规避无效制度作为冲突法中的一种弹性制度，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冲突法发展至今，已经不再局限于僵硬的双边规则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而愈来愈倾向于开放、富有弹性和灵活的规则制度，在价值追求上，实质正义取代了形式正义，成为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法律规避无效制度首先要求法官从主观上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欺诈意图，是一种很有弹性的制度。从功能上来看，它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样，都是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种手段，从而维护内国强行法的尊严和权威，从理论上看，也更有利于冲突法实质正义的实现。
（二）法律规避制度的缺陷
如上所述，法律规避无效制度的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是从理论基础和实践请况来看，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 理论上的缺陷
首先，从法律规避的产生来看，是要维护一个落后的法律制度。国际私法上对法律规避的研究始于1878年法国鲍富来蒙王妃离婚案。 其案情是法国王妃鲍富来蒙，因法国禁止离婚，她便改变国籍归化为德国人，在德国取得离婚判决后，又与罗马尼亚王子结婚，婚后又回法国定居。法国王子向法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离婚再婚行为无效，法国法院认为鲍富来蒙的行为是逃避法国法律不允许离婚的规定，因而构成法律规避，于是判决鲍富来蒙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行为无效。从这一案例来看，法律规避无效制度起源于涉外离婚案，属于狭义的民事关系范畴，并且，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法国法院要维护其本国的落后的法律制度，即不允许自由离婚制度。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法律也必然随之变化。如今，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类似于禁止离婚之类的法律已被各国所废除，在狭义涉外民事关系领域，产生法律规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涉外民事关系领域产生法律规避的条件越来越不具备，狭义涉外民事关系领域存在法律规避制度的必要性值得探讨。
其次，从法律规避无效理论依据来看，欺诈是否使一切归于无效？大陆法系学者关于法律规避无效论的理论依据就是古罗马的一句格言“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持法律规避无效论的学者也一致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欺诈，是法律规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因此，要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避，首先要判断当事人的主观意图。这就涉及了对当事人内心意思的侵入，而对当事人意思的判断并不能保证是完全可靠的。毕竟不是左右的案件中当事人的规避法律的意图都像鲍富来蒙王妃一样明显。此外，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并无违法性，正如德国的韦希特尔等人所讲，既然冲突规范承认可以适用内国法，也可以适用外国法，那么，内国人为使依内国实体法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得以成立，前往一允许此种法律关系的国家设立连接点，这并未逾越冲突规范允许的范围，行为上并无违法性。仅以对当事人内心意思的主观判断来认定其行为性质，违反了客观归责这一最基本的法律原则。
此外，各国规定法律规避无效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笔者认为并不是要当事人的欺诈行为，而是要维护内国的法律尊严。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要求是规避内国的强行法或禁止性法律，可见，法律规避无效制度的真正原因是使本国的强行法得以实现，从而保护本国利益和本国法的权威。基于这个理论基础，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事人规避强行法的行为无效而规避任意法的行为是有效的。以及大多数国家只承认规避本国强行法无效，而对于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则态度不一，立法中更是少有规定。当事人规避外国法的行为也具有欺诈意图，但是并不因此而否定其行为效力，就是因为他这种欺诈行为并没有侵害本国法的权威。可见，“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这一理论基础并不扎实，而维护本国利益和本国法的权威才是真正原因所在。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用英美国家的做法如对冲突法加以解释或者是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同时避免主观归责。
再次，从法律规避的制度价值来看，重视对正义的追求而忽略了对安全价值的考虑。法律规避无效的制度价值在于对正义的追求，仍是从“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这一理论依据为出发点。就是说法律如果被人以诈欺方法窃用，应该予以惩罚，对利用国际私法的适用规则造成与立法目的相反的结果，不能予以承认，这样做将使人人不敢作非法之想。这种观点强调的是法律的正义价值，尤其是个别正义的要求，强调适用法律不能只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应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变通适用。德国修订的税法通则第41条规定的“伪装的民法形式是无效的’，是这种理论的一个注角。即对一项与当事人双方真正意图并不符合的法律形式上的文字规定，征税时可不予承认。与正义相对应的是法律的安全价值。法律的安全价值要求法律应对各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加以明确宣示，从而使法律有预见性，使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而决定有所作为或不作为，避免法外之法对当事人不可预期的打击。依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构成法律规避的情况下，安全价值便赋予了这种行为一定的妥当性。这里强调的就是法律的安全价值。正义与安全一直就是法哲学中一对相互矛盾的价值因素，如何在这二者中寻求平衡，也一直是学者们努力的目标。在法律规避是否应有效，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单纯因当事人的欺诈意图而认定法律规避行为一律无效，为追求个别正义而完全否定安全价值，这种舍一取一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寻求二者的互动与平衡。
2、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法律规避制度在理论上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其在实践中的负面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
（1）、法律规避无效制度造成了法律关系的不稳定，是“跛脚的社会关系”产生的摇篮。各国的法律制度不一致，对于法律规避的态度也不一致。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这样，如果一国法院判决当事人的法律规避行为无效，然而当事人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可能已被判定为有效，这样往往会产生“跛脚的社会关系”。比如，当事人常常通过改变国籍来规避本国法律，当其变更国籍后，依新的国籍国法律可能享有某种权利，该国家必然会承认当事人的这种权利，而其原国籍国又因其规避法律的行为而否认其效力，也就是说新的法律关系在原国籍国不被承认而在其他国家是有效的。拿无效。再以鲍富莱蒙王妃案为例，假如判决需要在德国承认与执行，那么，根据德国法，王妃具有德国的国籍，法国的判决也并未否认这一点;但是，具有德国国籍的王妃，却没有德国人离婚和再婚的权利，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不合情理的。对于不禁止法律规避的国家和不认为法律规避无效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样，王妃的新婚姻在法国无效，但在德国及第三过却有效，这样的结果是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相对人的利益更是无从保护。
（2）、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规避行为产生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法律规避无效制度难以适应实践的需要。传统的法律规避现象一般存在于婚姻法、亲属法、契约法等领域。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各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诸如禁止离婚等落后制度已不复存在，而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法律规避现象更多的存在于商法领域，诸如公司法、税法、运输法、保险法等。比如，在公司法方面，当事人为了在成立公司时少交一些费用或在成立后少交一些所得税，往往先到某一国去成立公司，再到另一国去以“外国”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以逃避本国关于成立公司时要交纳的高额费用和税款。又如，在国际海运上普遍存在着一些船舶挂“方便旗”的现象，即某一国家的船舶所有人，为了逃避在船舶登记时要交纳的巨额费用以后在航运方面的便利，不到本国的船舶登记机关去注册登记，而是到对船东条件优惠的国家登记。 这些都是典型的法律规避现象，然而，即使是那些明确规定禁止法律规避的国家，也没有根据法律规避理论对这些行为予以追究责任。理论的意义在于解决实践问题，如果对实践中的问题无能为力，那么这个理论也就丧失了发展的基石。对于商法领域中的这些规避法律现象，应该用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制度来规治，还是诉诸于内国公司法，税法更好，是我们仍需探讨的问题。
四、我国关于法律规避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的国际私法理论一直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对于法律规避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是主张承认其效力的。在立法中尚无关于法律规避问题的明文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馘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4条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从这一规定可见，对规避我国强制性法律的行为予以否定，而对规避外国法的行为则没有明确规定。
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依据法律规避而判定行为无效的案例极其少见，出现的问题也很多。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国银行香港公司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时，以法律规避为由排除了香港法律的适用。基本案情是这样的：1991年9月，长城公司为华长电子有限公司向兴业香港的5000万美元贷款提供了担保，但是其提供的担保书并未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1992年7月，双方又签定了循环贷款协议，但是长城公司并未在合同上签字。1998年华长公司破产。2000年中银香港公司以长城公司为被告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定长城公司对华长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担保合同无效，适用内地法律驳回请求。中银香港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我国是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应当履行审批及登记手续。本案当事人对外汇担保未履行审批及登记手续的行为，规避了内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不发生适用香港法律的效力，本案仍应适用内地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最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法律规避制度排除了香港法律的适用，笔者认为这一依据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本案的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理论上的法律规避？法律规避的构成条件前已叙及，我们主张法律规避的构成必须同时符合这几个条件。本案不具备法律规避的构成条件，首先是法律规避制度中行为人所规避的法律，是民事关系必须适用的、唯一可适用的法律，而这一法律的适用会对当事人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当事人刻意规避这一法律的适用。本案中没有一个对当事人不利的、确是唯一可以适用的法律。与本案有关联的法律是大陆地区的法律和香港地区的法律，两法域的法律在本案中可以平等适用；其次，当事人没有实施故意制造连接点或改变连接因素的行为，没有法律规避行为；再次，当事人在本案中选择适用香港法域法律，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规避大陆法域法律的故意无法判断，所以，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法律规避。
另外一个问题是合同准据法的选择中是否存在法律规避问题，笔者认为是不存在的。法律选择和法律规避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意思自治是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润许当事人协商选择解决合同争议适用的法律。诚然，当事人选择法律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或者选择有利于涉外民事关系成立的法律，这种法律选择，客观上会产生对法律未被选择作为准据法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国家不利的后果，但这种法律后果是立法者立法时就已预见到的，是国家认可并接受的，所以，不能因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对本国国家、本国当事人不利就否定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就认定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是法律规避，从而排除对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适用。因此，笔者认为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中不存在法律规避这一问题。
那么本案应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当事人对香港法的选择更为适当。本案中，之所以排除香港法适用是因为其中没有外汇管制的规定，而大陆法律规定外汇担保贷款要有外汇管理局批准，而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我国的经济秩序，因此，就本案来看，笔者认为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排除香港法的适用更为合理。
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法律工作者对法律规避这一制度的理解并不完善和成熟，因此才会导致实践中出现了问题。法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而今，我国加入WTO，在法律制度上应该立足于本土化，但更应面向国际化。而国际私法正是建立在内外国法律平等的这一基础上的，平等的观念也是各国经济交往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不仅是法律规避这一不成熟的制度，即使公共秩序保留也应该慎用。
五、结束语
有谚语说“everyting has two sides，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种理论，一种制度也同样如此。法律规避制度，不可否认，有它的存在价值，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肯定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它的负面的影响。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法律同样应该与时俱进。
批判性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作者：陈召利 www.law-god.com
【作者按】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究竟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之所以发生争议，很大程度上在于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存在立法疏漏，未能明确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标准。虽然我国学理通说认为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依然实行法定婚后所得共有制,但是从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司法实务界关于夫妻法定共有财产制逐渐抛弃了婚后所得共有制理论而倾向于采信婚后劳动所得共有制理论。笔者也强烈建议修改《婚姻法》，采纳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理论，明确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标准，从而更加公平、合理地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已于2011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与《婚姻法》修改后于2001年12月24日、2003年12月25日先后出台的两个婚姻法司法解释相比，最高人民法院从2008年1月开始着手《婚姻法解释（三）》的起草和调研工作，于2010年11月15日至2010年12月15日在中国法院网和人民法院报上公布了《婚姻法解释（三）》的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婚姻法解释（三）》历时三年之久方才出台，可谓一波三折。
《婚姻法解释（三）》主要针对审判实践中亟需解决的一方婚前贷款所购不动产性质的认定、父母为子女结婚买房、结婚登记瑕疵处理、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不动产善意取得、亲子关系鉴定、无行为能力人离婚等问题作出解释，无论是征求意见阶段，还是解释公布后，许多规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也产生不少争议。
争议一：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婚后（如果是婚前呢？）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属于一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现行规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律师解析】
《婚姻法解释（三）》删除《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关于“离婚时可将该不动产认定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财产”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一方婚前签订买卖合同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夫妻共同还贷这类房产，完全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一方的个人财产都不太公平，该房产实际是婚前个人财产（婚前个人支付首付及还贷部分）与婚后共同财产（婚后双方共同还贷部分）的混合体，离婚时处理的主导原则应当是既要保护个人婚前财产的权益，也要公平分割婚后共同共有部分的财产权益，同时还不能损害债权人银行的利益。如果仅仅机械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
笔者不同意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观点，房屋权属的认定必须遵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学理通说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制，因共有的范围不同，可分为多种形式：
（一） 一般共同制，即无论夫妻婚前还是婚后所得财产，也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有，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后所得的一切财产均为夫妻共同所有。
（三） 婚前动产及婚后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前的动产及婚后所得为双方共同所有。
（四） 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即夫妻婚后的劳动、经营所得的财产为双方共同财产，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如继承、受赠所得等，则归各自所有。
根据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我国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有制。但是，根据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1980年《婚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被修改了，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都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分别划定了范围，这种做法虽然从立法意图上是想让夫妻的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更加清楚，但在逻辑上却很难周延，两条中的两个“其他”使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更加模糊，甚至难以辨别。但是，学理通说认为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的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依然为婚后所得共有制，即夫妻婚后所得的一切财产均为夫妻共同所有。依此而论，最高人民法院所谓的“如果仅仅机械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的说法明显与《婚姻法》第八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冲突，只要是婚后登记取得所有权的房产，没有另行约定的话，均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解决这一矛盾，可以通过夫妻约定财产制、先办理房产登记再办理婚姻登记等方式予以解决，当然，也可以通过正当程序修改现行法律规定来解决，笔者认为采取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更公平。但是，为了实现所谓“公平”，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实在有损司法权威。
退一步来说，如果房产升值了，离婚时要补偿另一方相应财产的增值部分。但是，如果房产贬值了，是否也要另一方分担相应财产的贬值部分？
此外，《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也存在一些歧义，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时间是否仅限于婚后，还是婚前也同样适用？笔者认为，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均可以适用第十条的规定，相同情况相同处理。
总的来说，《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对于不动产登记一方更有利。因此，笔者建议，如婚前共同购买不动产，最好以双方的名义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另一方如希望切实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通过房屋所有权证增名方式实现——即到当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将房屋由夫妻一方变更登记为夫妻双方。需要注意的是：
1、 抵押房屋往往无法办理增名登记，除非抵押权人同意或者提前还清贷款，实践中银行一般不出具同意证明；
2、 将房屋登记由夫妻一方变更为夫妻双方，无需缴纳契税，无论该房屋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还是双方共同财产。
争议二：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属于个人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
【现行规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律师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般来讲，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主要包括孳息、投资经营收益及自然增值，婚姻法本身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及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所得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孳息和自然增值这两种情形在法律上和司法解释层面仍然是空白。
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后的收益的归属之所以发生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立法疏漏，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未能明确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标准。如确如学理通说所述，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依然实行法定婚后所得共有制，即夫妻婚后所得的一切财产均为夫妻共同所有。那么，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无论是投资经营收益，还是孳息，均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谓的“自然增值”，根本不是法律术语，在财产转让前也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收益，根本没有必要予以规定。
此外，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转让所得是否属于收益，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升值变现，再用于购房，再变现，如何认定？
争议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可以分割共同财产吗？
【现行规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律师解析】
一方能否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主张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审判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共有关系是最典型的共同共有关系，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一般不得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只要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就无法划分各自的份额，无法确定哪个部分属于哪个共有人所有。只有在共有关系终止，共有财产分割以后，才能确定各共有人的份额。因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情形下，法律应当提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笔者认为，根据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可以约定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因此夫妻财产并不必然为共同共有，也可以是各自所有或者按份共有（参阅《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夫妻是否可以分割共同财产应遵循《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将“夫妻关系”下的财产关系想当然理解为“共同共有关系”的观念应予以涤除。此外，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情形仅限于两种，过于狭隘。
争议四：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买房，属于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所有？
【现行规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律师解析】
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此作了进一步细化，最高人民法院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进行链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客观化，便于司法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也有利于均衡保护结婚的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相对来说也比较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二款创造性地规定了夫妻按份共有的情形。然而，这一规定可能与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存在冲突，“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我国法律仅规定当事人约定的除外情形，并未规定法律可以另行规定共有关系，而且按份共有是否一定比共同共有更公平，有助于家庭和谐，不得而知。
此外，《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是否仅适用于父母全额出资购房的情况？如果父母仅部分出资，应当如何处理？
当然，上述争议仅发生在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情况，如果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则为夫妻共同所有，不存在任何争议。
争议五：夫妻一方无权处分共有房屋，如何适用善意取得？
